解密孙过庭《书谱》十大谜团
时间:2017-08-14 13:25:17 |来源: 作者:  投稿| 字体设置:
    文章摘要:  一、孙过庭其人  说起来,孙过庭这一人物可是一个谜。尽管他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《书谱》;但作为官员的孙过庭地位不高,在新旧两《唐书》中似乎也没有传记。也只有孙过| 关注人次[] |
  一、孙过庭其人

  一、孙过庭其人

  说起来,孙过庭这一人物可是一个谜。尽管他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《书谱》;但作为官员的孙过庭地位不高,在新旧两《唐书》中似乎也没有传记。也只有孙过庭同时代的文学家陈子昂所撰的《孙君墓志铭》和《祭孙录事文》中有关于他的约略记载。另外,唐天宝年间成书的《述书赋》“窦蒙注”和张怀瓘《书断》中,亦存孙过庭相关的载录。但是,这些记录和后世北宋《宣和书谱》里所书事迹不尽相同,间存异处。

  关于名字,《书谱》称撰者孙过庭,陈子昂《孙君墓志铭》称孙虔礼,论者认为是另有其人。《祭文》曰:“元常既没,墨妙不传,君之逸翰,旷代同仙。”能和草圣张芝抗衡的书家,应该就是此人孙过庭吧。

  恐怕似“唐人多以字行”,称谓之不同乃名和字的混杂而引起。再是“吴郡”和自署的地名,在唐代的行政地名中不见,从出生于“吴”地这一地域概念而言,这里是他的祖籍吗?而现籍还是不能明。因此,无论是哪一种孙过庭行状,正确的记录是没有留下了。

  二、孙过庭的生卒年

  二、孙过庭的生卒年

  著论中涉及孙过庭生卒年,但不管是何种记述,皆扑朔迷离。

  《书谱》曰:“余志学之年,留心翰墨,味钟张之余烈,挹羲献之前规,极虑专精,时逾二纪。”文尾又云:“垂拱三年写记。”于此,“垂拱三年”的“三”字,始为“元”字,“三”为改写。“志学之年”,按《论语》之说为“十五”岁。“二纪”,若以“十干”为一纪,是“十年”;若以“十二支”为一纪,则是“十二年”。故简单地推算,孙过庭在垂拱元年(685年),时三十五岁(按“十干”);垂拱三年(687年)的话,就是三十九岁(按“十二支”)了。

  又如《宣和书谱》曰:“文皇尝谓过庭小子,书乱二王。”如果此说值得信赖,那么其时间当在唐太宗崩御(649年)之前。由孙过庭可乱二王之程度书法之事,可以推测到他的年龄。然而它的可信性又是如何呢?按《祭文》所载“忽中年而颠沛”,“枉大当年,嗣子孤藐”,孙过庭似乎是英年早逝的。《墓志铭》撰者陈子昂,于公元694年遭牢狱之灾,翌年,死在狱中。应该确信,《墓志铭》是作于其投狱之前的。也就是说,孙过庭死于公元694年以前。总之,孙过庭生卒年确实是无法弄清楚。

  三、《书谱》是孙过庭的真迹吗?

  《书谱》确实属于孙过庭所书吗?传记中很难获得他写此书的确凿证据。

  《书谱》文首有“吴郡、孙过庭”字样,但无“书”字。文末有“垂拱三年记”,但不置名字。尽管文章是孙过庭的,可书者同样是他吗?

  今天,虽然在《书谱》和其他文献中留下了孙过庭书法与传记,与之传世的诸如《草书千字文》、《景福殿赋》等,认定是与所谓《书谱》同笔,可这两种咸被判断不是唐代的墨迹,而是后世所伪托。只有《书谱》,果真属唐代之书,而且是孙之真笔吗?

  事实上,清王朝灭亡后,墨迹本《书谱》通过写真、珂罗版的广泛流布而被世人周知是始于1920年。在这当中,似见到由后人所作的多种摹本。主要的理由是:至今所知的《书谱》刻本,享有善本之称的是所谓“薛氏本”(元祐本),然此本远与“墨迹本”异趣;那么,还不如说与之相似的则是“安刻本”(天津本)。

  昭和四年(1929年),松本芳翠在其主办的《书海》杂志发表了著名的《节笔论》。《书谱》即现存的墨迹本是所有刻本的底本,并证明了墨迹本不是“双钩填墨”的摹写本的事实。其论据为:《书谱》大概是在折叠为八分(2.7cm)为间隔的纸张上书写的。笔锋经过折线而产生冲突的部分,线条出现类似“竹节”般的不自然笔致,即“节笔”。

  这种“节笔”,无论是哪种刻本皆与墨迹本相同,存在这一情形。墨迹本的用笔线条中留下了折行的痕迹,从写真等,若仔细观察“节笔”部分,笔势自然,决非类似“双钩填墨”等技术摹写,从而确定了《书谱》乃是真迹。《书谱》笔致清晰,节奏明快,能占唐代名笔之位置。

  四、“点去”和“改写”

  《书谱》云:“夫自古之善书者,汉、魏有钟、张之绝,晋末称二王之妙。王羲之云:顷寻诸名书,钟、张信为绝伦,其余不足观。可谓钟张信·为·绝·伦·其·余·不·足·观·云没·”始写仅数十字,就和前行文字重复,用旁点加以订正(“点去”),可谓是浅陋的目误。

《书谱》中的“点去”

《书谱》中的“点去”

  这里应该是书“钟张云没……”的,极靠近前行的“钟张信为……”因眼花缭乱而误写。这误写极相似于抄写他人文章。书写自己的文章,从开头就犯这样的目误是颇为粗忽的。不禁对撰者孙过庭《书谱》为他自己所书产生了疑问。

  《书谱》中,像这样的“衍文”,用旁点的方法消除,即“点去”的部分,在整篇中竟有十数处,其中有几处所犯的都是同样的单纯的目误。例如第83~84行中的“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或蒙”十七字实为后文第266~267行的文字(“或”后文书以“忽”),这决不是简单的目误所能说明的。

  还有如第69行点去的“轻重之”,旋即又改为“挥运之”再续写的情况。这就无意中流露出是一边在推敲一边在改写的形迹。确实如此,《书谱》末行“垂拱三年写记”,开始写作“元年”,之所以改为“三年”,恐怕是孙过庭在垂拱元年写的是草稿,三年中边推敲边修正改写。

  即使是相距甚远的文字,也会因目误而被“点去”。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?这也不是他未曾研究周边的文章所致。例如第164~165行中的“其有显闻当代,遗迹见存,无俟抑扬,自标先后”。在第152~153行曾一度书写而被“点去”,第183行再次书写而又“点去”。何故出现如此反复“点去”?其中之谜却是难以揭开的。

  五、“序文”还是“全文”?

  现存《书谱》文章之前,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:“唐孙过庭书谱序。”北宋内府的藏品目录《宣和书谱》中有“书谱序上下二”之记载。但是,《书谱》文章中,自始至终,不见“序”文。而且卷末的十行是“跋语”文体,最后以“垂拱三年写记”完篇。那么,《书谱》果真是“序文”,抑或“全文”?

  类似“跋语”的十行中,有“……今撰为六篇,分成两卷”之语,若以《书谱》全篇观之,应该是有六篇之分的。清代朱履贞在《书学捷要》中对《书谱》试作六篇的分段,而现存《书谱》的是前两段,后四段佚散,也即是失去了下卷。

  近年,有关对《书谱》的文章相继发表了六篇分段说。有中国的朱建新,日本的西川宁、松井如流、西林昭一等。各人的分段之说稍有出入,不完全一致。大致上宁可把《书谱》看作序文的文体,而且从“谱”的意思而言之,《书谱》当是列叙书家之优劣和品第。

  启功先生认为,唐张怀瓘的《书断》又称《书谱》为《运笔论》,殆以既无谱式而称之为谱,义有未合,故就序文所论,为立此名,俾符其实而已。

  六、“卷下”之谜

  “序文”还是“全文”?二者都成了问题,而“卷下”存在吗?亦是个谜。

  《书谱》卷首有“书谱、卷上”字样,其后则不见“卷下”二字。但是,最后处相当于跋语部分又有“今撰为六篇,分成两卷”之记。那么,何处尚存“卷下”?又如上见,《宣和书谱》有“书谱序上下二”之记,“下卷”又是以如何的状况而被收藏的呢?

有“卷上”,那么“卷下”呢?

有“卷上”,那么“卷下”呢?

  启功先生认为,孙过庭的“卷下”,尚未书写人已卒亡。徽宗内府时,现存《书谱》分为一半,装订上下二轴。证据是瘦金体的题签“唐孙过庭书谱序”之下稍微有“下”字残留,也许后人在把二轴合装之时,上轴的题签已散失,而移装了下轴的题签。

  启功之说中,孙过庭所言“分成两卷”之上下和《宣和书谱》记载的“书谱序上下二”尚须作另番考察。

  西川宁认为,观卷《书谱》的全文是在垂拱元年的草稿上加以修改的,在部分的改写当中,孙过庭就去世了。“卷下”不见于记录,推测是由于改写尚未完成。而且当初,他已把《书谱》分为“两卷”,《宣和书谱》的“上下”沿袭于此,后来才合装成一卷的形式。

  《书谱》是本文还是序文,这个问题更显突出。现卷在宋代确实是分装成上、下两卷,启功、西川宁先生咸把第十三纸的从首行“约理”开始至200行为下卷。其理由是:前后处纸的残损的痕迹全然不同(第185~199行亡佚),更是第13纸的右边,西川先生以为稍微有印痕残留,此或为“宣和”之印。又如在明代,只有收藏下卷的文徵明在《停云馆帖》刻入《书谱》,上卷部从别的刻本刻入。这样一分析,文徵明所藏的下卷也是“约理”以下作为分轴的。

  七、“切断”和“亡佚”、“错简”

  七、“切断”和“亡佚”、“错简”

  现装的《书谱》全三十三纸,合为一卷。然而,其中第十二纸中的185~199行中的十五行和第十五纸中的232~234行中的三行亡佚。另有第九纸部分的前三行(133~135)误装在十三行(136~148)之后。何故出现这样的“亡佚”和“错简”,仍是一个谜。

  启功先生指出,第十二纸的十五行是“宣和”时的上卷之末尾,可后来的某一收藏者把全部369行作了均等的分卷,上卷的末尾处从第186行中割取十五行插入下卷,其后散佚。然而,关于第十五纸的三行的亡佚和第九纸的错简没有说明。

  西川宁提出,“书谱尝几度分割”,分割之处引人注目。并说:“上卷中每处有一处,下卷稍为复杂些。”而上卷,由于对自己言辞的部分改写,孙过庭利用分割的地方“尝试,终形成了册页的形式”。测量尺寸,每页的宽度极为参差不齐。“第十二纸中失掉的十五行特长(推测37.3cm)……形式上就按原状作为一纸流传下来。最后的十五行散失,是因为形成册页形式之际,分割了最后的一页”。但是,“卷下的隔断处空隙极大,这说明彼此的连接兼备了册页的形式”。同样是谜。

  且说“下卷”,同为册页形式之论的谷村熹斋发表了自己的设想,他提出分割的方法,基准是单一的“三纸四分”。杂复的“下卷”,从分割处寻求,稍微留有印痕,特定上卷同样每纸存有一处的分割处。“下卷”亦推测为“三纸四分”。

  恐怕从南宋至元代,民间收藏的《书谱》为上、下两卷,或者大致在这时期,各纸用“三纸四分”改装成上、下两册的册页形式,成为当时分割的原因。后来在改装之际一部分佚亡,就出现了“错简”现象。再说,上卷的亡佚15行未必是一页,也许末尾的数行,其后有“宣和”、“政和”的印记,共为第17页。

  其后不知从何时,《书谱》上、下两册(又称卷)辗转收藏,上卷保存的环境尚好,而下卷的命运残酷,尤其是形成这种宽度狭小的册页形式,经过了反复的改装,许多地方屡有切割,结果必定导致了严重破损这一状况。

  八、S字、逆S字形的虫损

  八、S字、逆S字形的虫损

  卷下(下册)经历了残酷的命运,其破损以及颜色变化上,和上卷相比,可谓有目共睹。可是破损部分,和古时的“太清楼本”、“薛氏本”或者“停云馆本”、“天津本”等刻本一比较,对于这种破损程度和问题,饶有余趣,现仅举两例。

  (1)235行的下部书有“云”字的纸片,可原来此处是221行下部“绘”字的一部分。“天津本”中沿袭原状,而“停云馆本”按原来的位置刻入。

  (2)256行的上部“通”字,其一部分笔画割入左边之字,致使字形脱落。“天津本”中,旁边全部笔画靠近左边,这一模刻不大正常,“停云馆本”则模刻位置端正。

  类似这种现象有多处出现,第十九纸中不可理解的是,发觉有“虫损”迹象。304行和313行的下部有“逆S字形”的虫损,而316行的下部存“S字形”的虫损。“S字”的破损,从多处出现的同种形状上看,绝非单纯的“破损”,而一定是“虫损”。无论是卷子本,还是册页,我们不能按正常的排布状况去作考虑。

  第十九纸304行和310行由于左右分别切割,细小的分割后是否杂乱的堆积一起,然后就按原状放置了?其实,跳过第二十二纸355行之下,能够确认细小“逆S字形”的虫损。像这样毫无秩序,混乱的情形无疑愈发加深了《书谱》文字排布之谜。或者“卷子”和“册页”以外,最早还有所谓“龙鳞装”(旋风装)的装订形式?更待进一步地研究。

  九、“节笔”和“折痕”

  《书谱》中最见重要之处就是所谓的“节笔”了。前述,根据松本芳翠的“节笔”研究,《书谱》作为书法史上的古典名迹,确立了较高的地位。然而,“节笔”说从发表迄今已经过了七十余年,当时的珂罗本,尽是些单色的写真,这是对真迹的想象的一种研究。可如今,不仅有鉴赏真迹的机会,而且容易见到类似真迹般的复制、精印的彩色印刷本。在这样一个发达的时代,更期待有新的研究进展。

  成为《书谱》的“节笔”原因即是所谓的“折痕”。因为折纸的缘故,致使在大约八分(2.4cm)为间隔的纸面上出现呈凸状的棱线,这种纸张的加工方法,在很早的时候业已形成诸论。于大的方面,可分为(1)纸的折叠方法;(2)刮刀的按压方法。

  《书谱》中的用纸明显有“折痕”的迹象。今日,如观复制本还是原迹,得出的几乎是同样的结论。我的调查是:A、折的间隔的距离不相一致,不管是何种用纸,左边的间隔狭小,渐向右方徐徐宽大。B、所折界线的痕迹,不管何种用纸,左边明显,渐向右方悄悄减弱以至消失。

《书谱》中大量出现的“节笔”

《书谱》中大量出现的“节笔”

  由此,我们对《书谱》的“折痕”的方法有了了解,首先是把纸张细细地卷起,然后压扁。不管孙过庭所用的属何种纸,其正面上都因“折痕”而出现棱角,折幅宽广,折行徐松,向右退去。

  现在的《书谱》用纸,因折叠出现的痕迹尚不能确认的,就是每一张的右方。由于折幅渐增,书写时凸起的部分是“折痕”的位置。确认这是孙过庭在折幅宽广的每纸的右边,在约略有“折痕”的行间中复原后书写的。

  十、《书谱》书写状态之谜

  对《书谱》自始至终作一缓缓鉴赏,犹如平静、翻滚的波涛,反反复复,高低起伏,徐徐上扬,达到高潮,然后又归于终焉。这种自然构成的妙趣是《书谱》的魅力所在。

  西川宁在《书谱》的研究中,把平静、稳实的部分归于A类;自然奔放的部分归于B类。全卷由A、B类两种样式的分布、调和构成。卷下的后半十一纸全相当于B类模式,卷上的前十二纸中,A类、B类混杂。但是,其中一纸内一部分是A类,一部分是B类的共有四张。A类、B类两种样式的风格迥异,主要是由书写的时间不同造成的。推测《书谱》在垂拱元年书写的温和、妍润、平稳的草稿是A类;垂拱三年改写部分,趋于笔致奔放的部分是B类。

  这是一种大胆的设想。可是,如果《书谱》全卷书写不是始终一贯,这就成为大问题了。

  西川先生在卷上中认为,作为B类的有第九纸与三、六、七、八之分割部分之后。如果注意孙过庭的草稿即部分改写之处,改写前后及其部分的文字数量必定相同。假如部分改写后仍是一纸,而要复原为原来纸面的宽度的话,那字形必须变小,行间也必须要狭隘些。

  西川先生所指出的部分没有这样的变化。尽管是相同字数的改写,其接合处是按平稳的字行书写,还是恢复改前和后面的笔势自然相连接?书写时候相隔的改写部分尚不能理解。

  西川说是在单色写真复制的接点研究上提出来的。在正仓院文书中所常见的“折痕”,也许是一种“反折”(从背面折)。由于卷折,没有考虑一纸之内的折行之强弱,这是臆测。

  关于《书谱》书写样式的真相,我作了如下考证:

  垂拱三年,孙过庭改书元年时所写的《书谱》草稿,他用卷折的方法对纸施以“折痕”,即把纸卷成直径为15~16毫米后再经压扁,成折幅为24毫米左右,外侧折幅稍大,折棱趋缓。孙过庭全用折棱的正面,在折幅宽大,折棱趋缓的纸面上自右向左书写。开始的数行,折幅宽大,折棱缓和,折间书写的文字平静、稳和。然而,随着书写的进程,体势变得摇动歪曲,字行慢慢地开始倾斜,折痕狭隘,折棱也逐渐高凸。因此,笔锋受到折棱的牵制、阻碍,不经意间笔致开始出现了“节笔”这一特殊现象。

  一旦“节笔”出现,笔的跳动振幅就激荡起来,折距越来越狭隘,折棱也渐趋明显,“节笔”的现象就愈发显著。但是,在每张纸的靠近左端,因为有与下一纸相接的意思,沿着纸面垂直的左边的字行又恢复了平稳。

  《书谱》的二十三纸全按这样的模式书写。然而,开始的时候,孙过庭也频繁地改变体势,字行因受折距的牵制,逐渐奔放,于折棱处也就不经意地写下去了。因此,即使在一纸之内,“节笔”也有在开始处便出现的,增强了笔锋的折棱和冲突的激荡感。它的构成恰恰似欣赏一曲交响曲,充满无限魅力。根本原因即是因为书者孙过庭心情的波动。而产生如此效果,则又好似凭借其舞台的装置——“折痕”。

  现存的《书谱》是一边加以推敲,一边改写的未定稿,但从起首到最后都是始终一贯之书。由于是3700多字的长文,断断续续,写写停停,或许是要经过数日的徐笔书写。不过,孙过庭书写的笔致摇动,与用纸因“折痕”而出现的间隔、强弱有密切的关系,平静和高扬交替,徐徐上升从而达到了令人振奋的高潮!

  来源:雅昌艺术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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